“激荡十年”与“激荡三十年”的差别
《激荡十年》是一本关于记录2008~2018，中国十年企业改革史的书，它与前作《激荡三十年》相比，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同。
当我们看改革开放前30年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说那是充满了诗意的30年，这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所推动的过程，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。主题就是破旧立新，而这破坏本身是站在道德一边，具有正义性的。
在吴晓波的演讲中经常都能听到他诉说一件事情，90年代他在温州做采访，一位官员在酒醉之后曾对他说：“吴记者，一切的变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。”这让当时的吴晓波极其的震惊，后来他将此事写成报道，朱镕基总理为此还有一个批示，专门探讨这件事情。
而类似的事情在30年前比比皆是，因为违的这个法是计划经济之法，前30年的变革就是对计划经济不断突破的过程。当时，一切旧的秩序都是阻碍进步的枷锁，那段岁月充满了创世纪的特征，吴晓波用激越的文字，描述了万物的野蛮生长，即便是失败者也仍然那么迷人，能参与其中即是你的荣幸。尽管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那是一段极其陌生的过去。
那么，在写《激荡十年》的时候，吴晓波心中没有了这么多的快意江湖，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。
激荡30年中，希腊神话般的“诸神诞生”已经不再出现，遍地皆凡人，商业回归到了世俗的本意，少了体制突破的戏剧性，模式创新、资本驱动和法治规范成为了商业运行的主轴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性感突变的“艺术时代”结束了，诸神黄昏，理性的“科学时代”已经降临。
吴晓波他自己说，写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慨有两点：
比方说中国的互联网界，像是诸如马云、马化腾，他们和吴晓波都算是同龄人，彼此之间多少也有些交集。这些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商业界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在激荡30年中，他们是冲破垄断、打破旧体制的主要力量；而在今天呢？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了垄断的一部分。
在《激荡十年》年这本书中，吴晓波给我们看到的，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令人们所感到的压迫和不适感，它既体现在社会个阶层之间的矛盾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妥协，也体现在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当中。这些的压迫和不适从何而来呢？或许，答案就在书名当中。
何为“水大鱼大”？
“水大鱼大”是对刚刚过去的十年最好的描述，这四个字像是一枚铅弹，击穿了遮蔽森林的迷雾，它出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。去年吴晓波正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容词，来形容刚刚过去的这十年。他带着这个问题去找了周教授。
作为中国经济最杰出的观察家，周其仁总是能用简洁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揭示出来，他就给了这四个字。“水大鱼大”，水指的就是中国经济环境，制度环境，而鱼指得就是中国企业。
在过去的十年间，评论中国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应该就是“大国崛起”。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，居于世界第二，制造业超过美国，广东经济总量相当于整个俄罗斯，上海经济总量相当于整个泰国。我们摩天大楼的数量占到了全球的7成，我们的互联网普及度世界最高，所有来中国旅游的欧洲人都对我们的4G网络羡慕不已。我们还拥有2.25亿的中产阶级，中国的消费者每年都要买走全球70%的奢侈品，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，甚至就连中国大妈对于黄金的热爱，都构成了期货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
也是在过去十年之间，世界500强当中的中国企业，从35家激增到了115家，腾讯和阿里闯进了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；在传统的白色家电业，中国公司的产能均为世界第一；排名前十大全球房地产公司中，7家都来自中国；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，前四名都是中国的。
另外，中国的商业投资界也发生了基础设施级别的巨变，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，它重构了商业的基本逻辑。在这十年间，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、社交的方式、购物的方式和接受日常服务的方式以及金融支付的方式，都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巨大改变。
那这不是很好吗？何来的压迫和不适呢？
周其仁口中的“水大鱼大”，所要描述的不仅仅是量的变化，不仅仅是要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扩大了一点，或者企业规模扩大了一点，这仅仅只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中的一部分而已。
吴晓波在书中写到：大鱼的出现必然造成大水的激荡，并在鱼群之间形成新的竞争与合作的格局。“大水大鱼”所呈现出来的，是水和鱼对于自身壮大感受到的不适感，以及让其他人所感觉到的不安。
有人在警告新的垄断出现，有人提出了新的“中国威胁论”，也有人在羡慕大鱼肥美的同时，也小心翼翼地预测着它的虚胖和死亡。甚至连大鱼自己，也对陡然发育的体量无法适应。
比方说，巨型央企的出现引发了新的争议，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与之携行的万亿级风险投资集团，对产业经济和公共社会的渗透和控制，都造成了新的惊恐和反弹。
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十年所看到的景象，它既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，充满了希望又令人疑惑。
那我们想问，大水和大鱼之间的关系，到底该如何定义呢？
如果说这里的水不好，中国的经济环境不好，不适合办企业，那115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2.25亿中产阶级是怎么来的呢？没法解释。
那如果水很好，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经商环境，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，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鱼会非正常死亡？吴晓波所认识的很多的聪明人，都被他写进了他的《大败局》当中，即便到今天还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？
今天很多的企业家，赚了很多钱之后选择了移民，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一共签了800个人，其中730多个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安全而要离开呢？这个问题，今天在很多人心中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“激荡十年”的主要矛盾
在渐进式的中国变革之路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战略性的矛盾，吴晓波在新书中为我们总结了四个，是在最近十年才出现的新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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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彷徨。在08年全球经融危机中，我国快速推出了四万亿振兴计划，率先冲出衰退低谷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也固化了依靠投资来振兴经济的路径依赖，在日后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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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是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博弈。我们的中央集权制，构建起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，而所有关于市场化的争论都与此有关。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，以及去年召开的十九大上，决策者都表达了市场化改革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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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是制造能力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冲突。中国的制造产业长期都依赖于成本优势，中国制造与价廉物美是划等号的。但是最近十年来，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井喷让人措手不及，它对供给侧造成了巨大的错配性压迫，转型升级的效率和代价决定了中国产业变革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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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个矛盾，是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秩序之间需要调试。在过去的十年中，我们一改之前三十年的“韬光养晦”，表现出了对国际事务的极大热情。但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各国对于中国资本的羡慕与恐惧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稍微抬起头，简单看看国际上的局势，到2008的时候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高涨了整整六十年，但是在2008年之后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，最终改变了潮汐的方向，“反全球化”成为了新的趋势，国际贸易的增长在这段时间几乎陷于停滞，2016年的两大黑天鹅事件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，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新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。
而我们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，处境似乎略显尴尬。我们似乎成了唯一一个仍然在全力推动全球化的超级大国，无论是2008年的奥运会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，还是2014年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以及16年的G20峰会，都是一系列的标志性事件，它们代表了我们的一贯立场和姿态，不过，有些时刻，我们确实是孤独的。
是世界更加需要中国，还是中国更加需要世界呢？这是一个无解却又经常被提起的问题。在这背后，体现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情。
40年变革的原动力
纵观整个改革开放40年，沧海桑田。我们能走到这里，配得上“大国崛起”这四个字，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我们一定是做对了某些事情。换言之，中国的崛起存在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原动力，那么，它是什么呢？
吴晓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他把答案放到了这本书的最后。中国经济变革的原动力来源于四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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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制度创新。在这40年当中，无数宏观制度、产业制度不断的被创造和设计。制度的变革一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。但是中国的的制度创新，并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。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刚才我们说到的，一句荒诞又令人无奈的话上：“一切的变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”。或许，这是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大鱼非正常死亡的最大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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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容忍非均衡。78年改革伊始以后，每个人的都变得很躁动，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，有的人要考大学，有的人开始倒卖磁带、墨镜、牛仔裤。一个集体主义、平均主义的国家被翻了过来。
我们看到一部分人先了富起来，但是先富起来的并不是最优秀的人，而是那些没有文化、范了前科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，那些投机倒把的人。除此之外还有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，给予外资集团超国民待遇，甚至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，对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剥夺，以及民营企业对现行法律的突破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对于非均衡的容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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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规模效应，或者叫巨国效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口红利。庞大的人口规模，无论是体现在产能、消费能力还是资本能力上，巨国效应都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势能优势。
比方说我们有庞大的互联网人口，今天有两家互联网公司，一个叫阿里、一个叫腾讯，他们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。马云和马化腾成功的最大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身在硅谷、伦敦、巴黎和东京同时代的人更加聪明勤奋，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。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的爆发，中国必然出现一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，创始人叫马云、李云或者张云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会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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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、技术破壁。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绕开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，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中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。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，比方说金融产业的变革、通讯产业的变革、媒体产业的变革，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？不是的。所有的牌照，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。但是，因为有技术的革新，使得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博和微信，他们从头上越过了传统的电信运营商，大力促进了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发展，还有支付宝、微信支付以及电子商务对于制造、流通和金融制造的再次改造。
技术破壁与第一个原动力制度创新是相对应的，他们是一个国家不断进步迭代的重要能力保障。但是制度创新他总是有极大的反复性，它是可逆的。但是技术创新则是绝不可逆的。
以上我们所说的，近十年来出现的四个新矛盾，经济增长方式的彷徨，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，制造能力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冲突，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秩序的调试。还有纵观改革40年经济变革的四个原动力，制度创新、容忍非均衡、巨国效应和技术破壁。这四个矛盾和四个原动力，就是贯穿《激荡十年》全书所有事件的主线。
中国折叠
介绍完了这些，我们再把目光收回来，看看我们自己的周围。
在2016年，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叫做《北京折叠》，这本小说很短，只有两万多字。它讲述了在三个不同的空间中，分别住着不同的人，第三个空间住着底层的蓝领，第二个空间住着中产白领，在第一个空间里的则掌握着权利和财富的精英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反乌托邦设定，在可以折叠的空间里，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宽，最终，人们在物理的意义上被完全隔绝。可以折叠的空间，第一个空间的精英们拥有更多的资源，甚至能使用更多的时间。真可谓是“富者田连阡陌，穷者无立锥之地”。
当我们翻开硬币的另一面，大国崛起的背后，整个社会也正在被折叠。
在过去的十年中，深圳市的房价从1万3，暴涨到了6万，北京金融街的写字楼，租金超过了曼哈顿。在整个大中华地区，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749人，超过了美国的552人。站在上海黄浦江的外滩边，眺望两岸的摩天大楼和璀璨灯光，我们发现，这里就是当今世界最最繁华和喧嚣的流动盛宴。
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，使得物质追求成为当代最显赫的“道德指数”。
中国每天有一万家新的创业公司注册诞生，它们中的90%会在18个月里失败。在淘宝平台上，活跃着600万名大大小小的卖家，他们不分昼夜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。在政府的鼓励之下，全国各地出现了8000多家创业孵化器。在每一个星巴克咖啡店里，每天都有人开着电脑，热烈地讨论一个又一个稚嫩却野心勃勃的计划书。
而这样疯狂的财富运动，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曾出现过，当时有人说：“美国普遍存在的极端商业活力，近乎疯狂的求富欲望，正是美国社会改善和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”也有人说：“在人们高涨的，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，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，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，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。”
他们究竟谁说得对，或者说得都对，又或者都不对。
今日中国变得更加壮观，却也更加扑朔迷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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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曾说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在问，这部分人中包括我在内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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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曾说“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，但是因为“抓老鼠”而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伦理沦丧，已经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和身体，发展的代价成为新的社会命题，人们必须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做出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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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曾说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但是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，底不可及，早已没有石头可摸了。
换而言之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，或者说，旧的共识已经瓦解，而新的共识还未达成。
不过呢，就像狄更斯的那句话，用来描写任何时期都不会有问题，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，这是最智慧的时代，也是最愚蠢的时代。”
我们每个人，也都要思考这个时代与自己的关系，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“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，它只是在磨炼我们，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，平凡的人。”有的人在今天叹息着青春散场，而更多的人则开始吟唱，世界如此之新，一切都还尚未命名。
除非经由记忆之路，人不能抵达纵深。
刚才所述的很多内容，都出自《激荡十年》的前言，作者自己所写的前言，一定是整本书价值浓度最高的部分，《激荡十年》的前言自然也是写得异常精彩，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，出自德国的政治思想家汉娜.阿伦特的一句话，除非经由记忆之路，人不能抵达纵深。
大水之中，除了大鱼之外，还有同我们普通人一般的小鱼小虾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就一同回顾这似曾熟悉的十年，经由自己的记忆之路，去感知大水的流速与方向，这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，因为感知它，是为了窥见自己未来命运的纵深。